和我见面的房屋中介是一个年轻小伙子。
穿着中介式的黑西装，中介式的皮鞋，用中介一样的口吻说：请坐
我说：“我要卖房。”他便像一个中介一样开始介绍流程了。
阳光从窗帘缝中挤进来，照得我后背发热，只好坐直身体前倾躲避。他见我好似非常认真，也挺直脊背，愈发热让人有些烦躁，但并不反感，毕竟我们的目的是一致的，我想赶快卖掉房子，他把我当作提升业绩的救命稻草。
我们都剩不下多少时间了。
九号床的华姐是今天上午走的，孩子一岁，在妈妈离开人世的一瞬间咯咯笑个不停。小脸红润，在场的众人感到毛骨悚然。
在妇产科的时候华姐抱着刚出生的宝宝让我给起个小名，我说这任务太艰巨，她笑：“你文化比我高，我相信你。
于是孩子就叫端端，端正的端。华姐高兴地摇着他喊端端，端端哇地一声哭了。想是我不太胜任这个工作。
华姐一向是信任我的，尽管我年轻，方方面面都不成熟，她也不在意。开始我喊她“严女士”，她说太正式了，不习惯，非让我喊华姐。
“要是被知道了可不好。”我有些为难。
“那你就偷偷喊。”她说道。
这种信任或许是出于年长者的一种直觉，以前总是不以为然，现在想起来还是会很感激。
今年调了科室我才知道华姐又住进来了，什么病没打听到，总之活不长了。我想起端端，心里有些发紧，很快又释然了。我没有关心的义务，更没勇气。主动申请调科室正是因为不想再看到新生命的诞生，出生的喜悦总是伴随一种强烈的寂静，让人手足无措。
挂了院里的精神科，开了点药，也没再回去看过。
但华姐待我不薄，我还是趁着午休溜去了她的房间。
华姐像一件忘记从洗衣机里拿出来的衣服，皱巴巴地挂在病床上。我眼睛一酸，赶紧用手抹去眼泪，但抹了半天却是干的。
我小声说：“华姐，是我。”她没有回答，我又喊，她才缓缓睁开眼睛，声音撕扯着，带出些许欣慰：“呀，小吴。”
我拼命点头，她轻轻握我的手，又不说话了。临走时我看到她身下压着什么文件，末尾歪歪扭扭地签了字：“严华”。
华姐住院这段时间，我也为今后做好了安排。写了辞职信，起草了遗嘱，找了中介，打算卖掉房子，看起来都是大事，其实很早便开始打算了，不过一直没有让我能下定决心的事。
今天上午10时，华姐准时走了。仪器测定剩余的生命还有三年，这三年不出意料地转让给了端端。
我听到这个消息转身上楼提交了辞职信，是时候了。
同时，我申请了生命让渡协议，剩下的日子应该很多，我决定全部让给3床的那个喜欢画画的女孩。但愿她能摆脱那致命的遗传皮肤病，去追寻她绘画的梦想。
签字的时候院长打断我：你下定决心了吗？我说是的，想了半年了。
他拉开厚重的门，里面巨大的机器极具压迫感，他又问：“不后悔？”我盯着舱门，一旦走进去，就是地狱的大门。
“不后悔。”我的表情平静，面部失去了血色。
整个过程看上去很吓人，其实生命让渡就像是剪电影一样，从这里剪下来，再接到另一个人的胶片末尾。我剩下的生命是二十一年零一个月，转让二十一年，剩下一个月用来随意挥霍，也防止我改变主意。
不出半个月房子就卖掉了，留了够用的，剩下的全部裸捐。
这是我所能给这个病态的社会，留下的最后价值。
那一瞬间有一种异样的满足感，身心十分释然，恰似龙场悟道，好似人生即将完成。
半个月后的上午十点，我站在生命让渡机舱门前，接受过渡的小女孩站在另一个扇门前，彼此对视一眼后，双双跨步进去。舱内的装置柔软的包裹住身体，温暖的像是回到母亲子宫里。
舱门外的显示屏上：我的生命是100，而那女孩是0。
机器的运作声音停止，我睁开眼睛，走出舱门，回头看。
胶片接反了。